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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协办公厅原副主任、退休干部  闵孝思

我今年88岁了，在旧中国的18年，经历过逃亡、苦难、贫困的日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走的是一条光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可以说，新旧社会两重天，换了人间。

在新中国的70年中，我主要从事新闻工作，经历七个“第一次”，见证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之路，也见证了新社会的巨大变化。

第一个“第一次”，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新闻专业的大学生。1950年，我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后来在新闻战线的岗位上，这批大学生成为骨干力量，奉献出青春和才华，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第二个“第一次”，成为解放后第一批被推荐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学生。1951年，因工作需要，我被学校推荐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工作。我经手过由市政府办公厅发来的《黄金荣自白书》，后来由新闻处发给上海各新闻单位，于1951年5月20日在上海各家报纸上发表，对当时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打击流氓恶霸势力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第一次”，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的首批成员。1954年4月，我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市委为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决定在市委宣传部成立一个新闻出版处。我和一批同志调到这个处，由当时的文艺处处长丁景唐兼任这个处的处长（丁景唐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出版家）。我当时参与了建处的全过程。当时大家讨论了这个处的机制、制度、任务、政策、组织纪律等，报告市委宣传部领导，并转报市委。不久，市委下达文件，批准了这份报告，加强了党对新闻单位的组织领导。

第四个“第一次”，担任《文汇报》要闻部主任。1978年，市委为加强对《文汇报》的领导，委派工作组进驻《文汇报》做调查研究。此后，成立了“文革”后第一届党委。我先是参加了工作组，后又参加党委会，成为委员兼任要闻部主任。当时，党委书记、总编辑马达对我说：“要闻部很重要，好比城墙上的城门。要把好这个‘关’，不要让错误的文章和新闻漏过去。”所以，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把好这个“关”。作为党委委员，我又参与了报社一些重大事件的策划与实施。如“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发表《于无声处》剧本，等等。

第五个“第一次”，担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1981年，我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任副台长，分管新闻报道工作。到了电台，我感到，广播不同于报纸，如何发挥广播的特点和优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983年8月中旬，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我和记者们一起到现场采访报道。9月20日，跳高运动员朱建华以2.38米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我们在现场等待有关部门确认这一纪录后，及时将这一新闻用电话告知电台，并在电台相关的新闻节目中播出。我觉得这就是广播的优势，因为报纸只能在第二天才能刊登这条新闻。受此启发，后来，我在台长会议上提议，创办“正点新闻”栏目，得到了讨论通过。

第六个“第一次”，担任《上海工人报》的第一任总编辑。1984年，我又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担任《上海工人报》的第一任总编辑。后来，我提议恢复“文革”前的报纸名称，即《劳动报》，得到批准。这家报纸主要在市委和市总工会的领导下，报道工会的工作，报道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维护工人的权益，为工人说话，为工人服务。经过我和报社同志的共同努力，把这张报纸从周报办成周三报。

第七个“第一次”，担任《联合时报》的第一任总编辑。1986年初，我又调到上海市政协，任办公厅副主任，兼任《上海政协报》总编辑。后来，在我提议下，经社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报市政协领导批准，改名为《联合时报》。我是这张报纸的首任总编辑，积极努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扩大政协的影响力。期间，报社在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领导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举办了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大陆的一些知名演员参加表演的“龙之夏”联欢晚会，加强了大陆和海外文艺界人士的联谊，扩大了市政协和报纸的影响。1992年，我从市政协和《上海政协报》报社退休。

我经历的这样七个“第一次”，深深感到这是人生的一种巧遇，也是新中国给我的一种机遇。

经历这样七个“第一次”，我看到了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变化。新闻媒体不但在设备和技术上有了飞跃的进步，而且在载体上，已经开始出现从多种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势头。

经历这样七个“第一次”，我见证了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新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都大变样了；交通“高速化”了；通讯网络化了；经济不断增长；政治制度显得更先进了；军事更强大了；社会更安定了；人民更富裕了......

经历这样七个“第一次”，我见证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个伟大的国家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