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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上海人民庆祝解放的喧天锣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回顾这一生，“大学梦”是一件最令我魂牵梦萦而又刻骨铭心的事。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子女，我的人生路理所当然的就是好好念书、考上大学。虽然我曾是少先队大队长，也考上了重点中学，然而，我的“大学梦”却经历了痛苦的一波四折。

 第一折，发生在1966年我高一暑假结束时，十年“文革”让我的大学梦戛然而止。我报名去黑龙江上山下乡，却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成了“病休青年”，我只能含着眼泪一次次到火车站、轮船码头去送别同学。那时的心情，郁闷，孤独，惆怅，度日如年，万念俱灰，上大学更成了一句笑话。

 第二折，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开始面向社会招生且不限年龄，这个惊天的消息重新点燃了我的大学梦。我立刻满怀自信地报了名，并且在第一志愿填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因为我相信，凭自己68届高中的实力必定可以“傲视群雄”。然而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期待中的录取通知没有等到。大学梦又一次破碎。

 第三折，1978年高考再次对大龄青年开放，但我却放弃了。我自认年龄又大了一岁，怎么可能再被录取？我终于“心灰意冷”，下定决心不再“做梦”。年龄不小了，快30岁了，结婚成家过日子吧。但谁知偏偏是这一次，一批老高中生凡报考的都录取了，我又一次和大学失之交臂了！

 第四折，八十年代初，政策不断向好。有全日制大学开始招收在编机关干部进行脱产三年的学历教育，“大学梦”又一次在我内心深处“蠢蠢欲动”。我当时在街道办工作，条件符合报名了，但因工作需要而没有被组织选送。压抑住心中再次萌动的大学梦，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在心底里期盼：我的大学梦，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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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听到了我内心深处的呼喊，不久，一道光终于穿云破雾而来，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国电视大学开始招生了。没有入学考试，无须单位批准，不用公家经费，不占工作时间，只要参加学科考试，攒够学分，达到毕业标准就能取得大学文凭，毕业文凭国际认可。我终于义无反顾地放飞自己心中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果断地报名，成为上海电大中文系82级学员。

 我开始了艰苦的下班后自学苦读，经过半年时间，1983年的5月，我迎来了第一次学科考试——“中国通史”的上半部分，地点在上海交大。考试结束后我走出考场，身边汹涌的都是面带笑容的年轻人群，和我一样心中怀揣着无比的希望。

 第一门考试毫无悬念地通过了。加油，再考。我深知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后每年都要考5门左右的课目，三年总共需考16门课目才能攒满毕业的学分。没有老师面授，没有考试范围，甚至根本就没有“自学收听收看”的电视上课，每门课就是按通知去买教材，订一份上海电大的杂志作为辅导教材，难度确实是太大了……白天工作量也大，我每天筋疲力尽回到家，先把两岁多的女儿哄睡后再强打精神爬起来读书。碰到考试，往往要复习到天亮，困了，喝浓茶，冻了，用热水袋裹着棉大衣，强烈的求知欲望提醒自己要争分夺秒，一定要把文革荒废的十年时间夺回来。

 就这样，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我“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毕业了。1985年12月19日，我去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参加毕业典礼，正式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上海电视大学毕业证书》，编号为“自学证书第00082”。从第一场考试两万多人，到毕业时的一百余人，其难度可想而知。手捧沉甸甸的毕业证书，看着准考证本子上18次进出考场的记录，过往的艰辛历历在目，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张文凭不仅仅是我知识水平的证明，更是对我意志力的肯定。这是一件千金不换的无价之宝，必将陪伴我一辈子。

 退休了，从繁忙的工作中退了下来，终于有时间可以学一点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了——钢琴、英语、养生……更值得高兴的是，国家提倡终身教育，让我的向学之心再次跃动。疫情结束后，我关注到各老年大学恢复招生，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通过网上“秒杀”报名，成为静安区老年大学的一员。我又成为新一轮的“大学生”了。每逢上课日，早上8点左右，我都会兴冲冲地和年轻人一起挤地铁去赶9点的课，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心里甜滋滋的。

 在文学写作班，我沉浸在众多名篇名家点滴而成的文学海洋中，为那些优美的文字而感动、为无数伟人的生平而感慨；在朗诵班，我重拾年少时的爱好，在老师悉心的专业指教下，我们快乐地朗读经典诗作；还有“食养与健康”课，帮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

 这就是我的“大学梦”，人生，因为奋斗才有意义；人生，因为梦想才熠熠生辉。

 感谢时代，让我能够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梦圆大学，去拥抱人生金色的秋天！

（作者系市民族宗教局退休干部）